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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臺灣會館史話

時間:2016-04-07  來源:  作者:
  北京的各地“會館”是清代各省、府紳商為本鄉進京趕考學子而建的。清政府自1687年起,在臺灣實行考舉制,在縣里考秀才、省里考舉人,到北京考貢士,再經“殿試”考進士。清代臺胞考上文、武進士的共有29名。清代臺灣舉子進京,由福建省公車派送,到京后暫住于福建省籍會館。1885年臺灣單獨建省,8年后即清光緒1893年,在朝為官的臺灣進士施士潔在旅京福建同鄉會協助下,于宣武門外后鐵廠胡同20號興建全臺會館。三年后又因地勢偏僻而賣舊置新,于1896年左右在崇文門外大蔣家胡同(即今大江胡同1 14號)建臺灣會館。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4月17日,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當天,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臺籍進士、舉人聯名上書都察院代奏:“今者聞朝廷割棄臺地以予倭人,數千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縱使倭人脅以兵力,而全臺赤子誓不與倭人俱生,勢必勉強支持,至矢亡援絕,數千百萬生靈盡歸糜爛而已……以全臺之地使之戰而陷,全臺之民使之戰而亡……雖肝腦涂地而無所悔。”這是與北京臺灣會館有關極為重要和珍貴的史實。   
  日本竊據臺灣之后,北京臺灣會館已失去原有作用,不再以會館名義接待臺胞,而產權也一度喪失。20年代初,日據下的臺灣青年相繼脫離日寇魔掌,到祖國大陸讀書求學。1922年,到文化古都北京求學的就有33人(見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史》)。臺灣老一輩文學家張我軍,1924年來京后住在城南福建泉郡會館;當代臺灣女作家林海音全家,1922年來京,先后住過城南的福建永春會館、晉江會館和廣東蕉嶺會館,而從未聽說老一輩旅京臺胞住過臺灣會館。寄居北京的臺胞開展的各項活動,如1922年組成的北京臺灣青年會,1924年召開的華北臺灣人大會,1924年至1926年信奉無政府主義臺胞組織的新臺灣安社,1927年在京出版的《少年臺灣》月刊等,也均與北京臺灣會館無涉。   
  辛亥革命后,北京成立臺灣同鄉會。林海音的父親林煥文曾是同鄉會的一位負責人,她現仍保存一張1926年父親在家里召開同鄉會會議的照片。林海音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母親曾對我說過,父親生前有志把北京的臺灣會館收回……民國十二年(1923年)父親曾對收回臺灣會館一事努力過,但無結果。父親死后(1931年)家中所存的一疊臺灣會館資料,就被臺灣同鄉賴先生兄弟取走,他們也想繼續努力,但無下文。”(見林海音:《家住書坊邊》?“番薯人”)。據王碧光老先生回憶,淪陷時期臺灣會館的產權已經收回,并出租給經營批發業的山西正記紙行。他還記得“臺灣會館”四個飽滿的大字,是用磚雕鑲嵌在會館內院墻壁上的。   
  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9日在西單大光明電影院(即現在的西單劇場),舉行“臺灣省旅平同鄉會結成典禮”,選舉洪炎秋為會長,洪返臺后由三安醫院院長梁永祿為會長。梁因正記紙行交付的臺灣會館租金過低,要將房產使用權收回,后經雙方協商,正記紙行同意租金以1l袋面粉并折合紙幣交付。因當時蔣管區貨幣貶值極快,收到租金后,立即兌成黃金儲存。當時11袋面粉約可兌一兩黃金。1947年3月,北京臺胞聲援家鄉“二·二八起義”,以及一些臺胞從事反帝、反蔣、愛國的活動,有的以“旅平臺灣同鄉會”為掩護,在會長梁永祿及繼任會長林鏗生家中進行,同原臺灣會館舊址沒有什么關連。   
  綜上所述,百年前在京臺灣舉子為抗議清政府割臺而留有歷史意義的北京臺灣會館,以后成為旅京臺灣同胞的共同財產,曾長期為臺胞的公益福利事業做過貢獻。在長達一個世紀的過程中,在京臺胞曾幾度為維護會館產權付出過心力,直至1994年臺灣會館才完成重建,并恢復了原有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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